“我们正逐渐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智能是什么，尤其不理解它与直觉、情感、同理心、合作，以及相互关怀（比如母亲与孩子之间那种天然的关爱）等其他心智能力的关系。对他人的关怀深植于我们的身体之中。作为动物，我们成长缓慢——在生命的头四五年里，这些疯狂的小生命若无人照料便会死去，这与许多其他碳基生物截然不同。作为学生，你们对此体会最深：我们尚未完全长成，还没有"毕业"。这正是人类的特质——必须彼此关怀、相互教导，方能建构文明；同时，我们还需要关爱其他生命形态。……当今的智能，尤其是人类智能，仍是一项未完成的工程。我们还没有学会如何避免战争，如何避开灭绝的危险。”

——题记

10月18日上午，“图像、疯狂与智能生命——W. J. T.米切尔南大访问系列活动”第一场学术工作坊在世界杯投注平台 东大楼310报告厅如期举行。国际著名图像理论家、视觉文化研究奠基人之一、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与艺术史系盖洛德·唐纳利杰出服务荣休教授W. J. T.米切尔（W. J. T. Mitchell）以“从机器人到‘智儡’：人工智能的图像阐释”为题作主题发言。世界杯投注平台 党委书记周计武教授担任学术主持，世界杯投注平台 院长赵奎英教授、世界杯投注平台 中国美术世界杯投注平台 教授杨振宇、世界杯投注平台 教授Maurice Benayoun，以及世界杯投注平台 教授殷曼楟、副教授陈静、副教授高薪、副教授刘毅、准聘副教授吴维忆、准聘助理教授徐志君、准聘助理教授王诗晓、特任副研究员王潇、助理研究员孙琳参与学术对谈。学术工作坊正式开始前，周计武教授代表全院热烈欢迎米切尔教授的到来，赵奎英院长为其颁发了世界杯投注平台 国际杰出访问学者的荣誉证书。

在主题发言中，米切尔首先指出，“机器人”一词原本指代替人执行任务的机械装置，而如今这一概念已延伸至能够生成文字、图像、模型和图表，并能通过语言与人交流、指称自身的“类人”装置。此处的“类人”并不意味着“与人同一”，而是指对人类智能的某种模拟或再现。关键在于人类究竟如何理解人工智能所带来的一系列变化，以及AI是否会进一步生成新的智能体、算法乃至新的AI系统。

米切尔回到其1986年出版的著作《图像学》，指出图像学必须关注图像所引发的实际反应。历史上，人们围绕宗教图像展开的激烈冲突，被米切尔视作图像具有影响信仰和行动的力量的例证。据此，他提出图像并不是中性的对象，它们能够召唤目光、激发欲望、恐惧和幻想，并介入现实生活。AI的高速发展同样引发了一种生存焦虑：从匹诺曹、魔像、伽拉忒亚等关于人造生命的神话，到《弗兰肯斯坦》《她》《2001太空漫游》《黑客帝国》《西部世界》和《奇爱博士》等影视作品，人类始终想象机器可能成为人类的助手、伴侣、敌人或控制者，那么人类存在的独特性何在？不可否认，机器人正在逐渐成为与人类共同生活的伙伴。在图像领域，AI同样承接了既有的文化图像，并赋予这些图像新的现实感。米切尔指出，尽管人类很早就习惯把意识和情感投射到木偶、机器及其他非人对象上，但这种投射并不能直接证明其具有人类式的情感与主体性。问题的关键在于机器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判断和行为：《奇爱博士》等作品曾描绘自动化武器系统如何因错误信息引发灾难；现实中的自主武器同样带来关于机器能否自行决定杀伤目标的伦理问题。米切尔提醒道，人类自身早已在流水线和重复劳动中被机械化。因此，AI带来的危险并非所谓“机器人反叛”，更可能表现为一种潜移默化的操控。

面对AI的未来，米切尔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图景。第一种是灾难性的未来：AI脱离人类控制，甚至让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第二种是技术乌托邦：机器承担劳动，人类进入物质富足、闲暇的社会，可将时间用于学习、游戏和创造。第三种来自生态学视角：生态系统中的智能物在相互依存中进行综合治理。其中，第二种设想容易忽略技术转型中的社会不平等，也无法保证劳动消失后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资源和创造机会。在第三种设想中，对“智能”的理解也应超越计算速度和解决既定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涵盖判断“哪些问题值得解决”、理解生命共同体所面临的处境，以及为后代保留可持续生活环境等能力。

实际上，人类虽拥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却也可能破坏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AI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伴生智能”，既非救世主，也并非工具或敌人，而是可以成为人类学习、合作和修正自身局限的对象。为回应这一挑战，米切尔主张突破单一的“STEM”教育框架，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之外进一步纳入文化、历史与艺术，形成“SCHEMA”这一综合性的新框架，以推动不同学科共同研究智能、技术及其社会后果。

主题发言结束后，进入学术对谈环节。Maurice Benayoun教授从自身的跨媒介艺术实践出发，提出理解AI不能只关注技术性能，还要观察它如何改变创作方式及社会关系。他将AI带来的变化与19世纪摄影术的出现相比较，指出摄影曾使传统肖像画的部分功能发生变化，却也间接推动印象派、抽象艺术、滴画和观念艺术等新形式出现。在Benayoun教授看来，AI是人造的技术，因此讨论其风险也意味着追问人的责任。技术会把世界转化为可计算、可分类、可控制的数据，但艺术实践可以反过来揭示这种转换遗漏了什么。AI时代的艺术可以从传统的绘画、雕塑等静态对象，发展为能够感知环境、与人互动并建立社会联系的动态系统。通过虚拟现实、互动装置、机器人及跨文化知识项目，AI艺术还能够帮助人们理解冲突、合作、历史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杨振宇教授认为米切尔的图像学突破了把图像视为现实被动再现的传统理解，并结合图像学、艺术史和媒介理论，指出图像学、艺术史及人文学科正面临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处境。在他看来，图像确如米切尔所言能够主动召唤观看、塑造欲望与恐惧，并在图像与观看者的互动中生成意义。关键在于人工智能并非纯粹的技术产物，它承载着人类长期以来关于生命、智能、机器和人造主体的文化想象，并将既有的图像传统重新带入当代语境。图像学因此可以从传统艺术史的解释方法，扩展为分析人工智能及其文化表征的跨学科批判工具。杨振宇教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人工智能时代，艺术史和人文学科还能发挥什么作用、什么样的艺术能够代表这一时代，仍是有待探索的问题；艺术史和人文学科也需要借此重新追问“我是谁”以及“艺术何为”。

赵奎英教授从四个方面进行陈述：其一，艺术作为再现符号的困难；其二，艺术作为“出场符号”的概念；其三，艺术作为出场符号的显现本质；其四，艺术出场符号提出的意义。她首先讨论了皮尔斯符号学用于解释艺术时的局限，认为其理论仍较依赖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对应关系，容易形成对象优先、符号次之的认识模式，从而使得符号与意义难以同时在场。为此，赵奎英教授提出“出场符号”概念，将其界定为通过自身出场呈现自身存在及相关意义的符号。与侧重于代表某个缺席对象的符号不同，出场符号强调特定时空中的显现和行动，具有物质性、实践性、情境性和不可替代性。艺术亦可被理解为由创作者、作品、观众及具体情境共同构成的出场实践。总之，她认为“出场符号”这一概念既有助于重新理解艺术符号的显现本质以及图像性与符号性的关系，也能回应米切尔关于图像并非被动表征、而是历史舞台上的行动者这一观点，并为理解人工智能艺术提供参照。

殷曼楟教授从想象力的心理机制出发，指出想象力贯穿感性与理性之间的认知过程，连接人的愿望、意志与创造行动。在她看来，生成式AI主要依靠数据统计、压缩和重组来生成结果，与个人长期积累的经验、具体情境和情感厚度并不相同，因此容易产生相似化、同质化的图像。问题在于当人与AI的互动变成不断输入提示、等待反馈的循环时，对工具的依赖极易导致丧失提问和判断的主动性。真正的审美判断依赖知识积累、长期训练、个人视野和筛选能力，无法通过内容的自动生成而获得。殷曼楟教授担忧这种差异可能压缩普通人的劳动机会，加剧社会分化，以至于人类的成就感和意义感丧失。她提及AI短剧中演员形象和配音声音被托管等现象，提醒人们关注技术使用中的肖像、声音与劳动权益。最后，她警示大家在使用AI的同时，更要主动发展想象力与判断力，以维护人的创造主体性。

陈静副教授结合视觉知识与数字数据研究，讨论图像数据集如何影响机器的识别能力。她指出，训练数据需要经过筛选、标注、分类和语义组织，这一过程与艺术史编写、博物馆收藏和经典形成有相似之处。由于图像的选入、命名和归类都会影响最终结果，陈静提出将AI图像放回完整的生成过程中加以考察：不仅看最终结果，还要追问提示词、数据集、标签、算法和人机协作如何共同塑造图像。只有当图像与其生成条件、分类方式和语义组织被并置考察时，AI生成的图像才可能揭示出系统如何构造意义。最后，她以“AI生态”的视角提醒研究者，不应把算法当作封闭的黑箱，也不应简单地用好坏评价所有输出。那些暂时不符合既有认知的结果，可能提供新的问题和创作方向，值得进一步调查。

在回应对谈者时，米切尔强调，人类心智既遵循惯常的运作模式，也会在打破既有模式时有所创造。他将人描述为善于想象、推测和创造的动物，同时指出，想象既能带来创造和发现，也可能导向恐惧、偏执和破坏。艺术与图像研究因此不能把作品仅仅视作等待解码的信息，还应分析它们在现实中如何行动、争夺注意力并影响人的行为。图像的力量既在于它可以表达某种思想，也在于它能够促使人们采取某些行动。在米切尔看来，由于AI仍处于快速演化的早期阶段，对它的能力与局限不宜过早下绝对判断。面对AI，既不应抽象地全盘接受，也不宜简单拒绝，而应结合具体语境辨析图像的功能和意图，保留理解、判断与协作的空间。

最后，学术工作坊进入问答环节。针对人文主义在人工智能时代是否仍有意义、现代生活能否摆脱机器控制这两个问题，米切尔回应说，人文主义并非是文艺复兴时期即已定型的观念，而是一项持续追问“人是什么”的开放工程。人文主义不应被理解为人类天然优越、统治宇宙的证明，而应不断检视谁被纳入“人”的范畴，以及人类在世界中的真实位置。米切尔认为人类所进化出的智慧并非纯粹机械性的接受，也体现在克制自身、避免战争和环境破坏的能力上。因此，人文学科不应局限于世界杯投注平台 内部，而应与人道主义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相联系。在与AI的对话中，米切尔认为AI或许能帮助人类想象新的全球治理方式，他称之为一种“激进的希望”：技术无法自动解决人类问题，但人类仍可借助跨学科合作，推动科学、技术、艺术、历史与文化相互对话，尝试建立更具人道精神的共同生活秩序。

第二位提问者则从听觉、声音与触觉共同参与审美经验谈起，提出了后人类语境下的感知问题：我们是否不再仅凭自身的感官和心智来理解世界，而是越来越地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媒介来感知？米切尔将问题聚焦于触觉，指出触觉不仅是身体接触，也是一种隐喻；语言和图像同样能够“触动”人，使人与人即使没有直接接触，也能建立感知与情感上的联系。他反对把视觉理解为眼睛、神经与大脑机械运作的简单过程，认为人是通过触摸和身体经验学习观看的。提问者随后结合神经美学研究补充道，触觉不仅涉及个人与物体的接触，也与共同参与、社会环境和文化密切相关。米切尔对此表示认同，并以一处古代石窟造像回应：其中一尊佛像向外放射的形态初看如羽翼，细看却由无数手掌构成，掌中又有眼睛。这个形象将视觉与触觉交织起来，呈现出感知从身体向外延展、并与广阔世界相连的想象。

本次学术工作坊围绕人工智能时代的图像生产、机器智能、艺术创造和人的主体性展开，与会者就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人文、伦理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交流和讨论。在掌声中，本次学术工作坊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