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6月15日，复旦大学国际文化交流世界杯投注平台 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朱国华应邀莅临世界杯投注平台 ，作题为《女儿是水做的：情不情的反讽结构》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世界杯投注平台 院长赵奎英教授主持。周计武教授、孙琳副研究员等院内教师以及数十位硕博研究生到场聆听。讲座现场讨论热烈，学术氛围浓郁。

朱国华教授以钱钟书对“红学”地位的论断开篇破题：钱钟书曾以王国维援叔本华阐释《红楼梦》为例，指出哲学体系与文学文本各有其自足疆域，强行嫁接往往导致双方削足适屦。朱教授承认此论不无道理，但认为对文学拒绝进行哲学解读，反而是将文学神学化。他援引阿多诺的核心命题：文学的真理并非自明，它以非概念的形式蛰伏于作品之中，唯有借助哲学的介入，这种真理才能被唤醒，获得可表达、可辨析的认知形态。

1.《红楼梦》神话系统的三重场域与叙事闭环

讲座随后进入《红楼梦》神话系统的重新勘察。朱教授指出，历来读者多以天界信息为小说最高叙事权威，然而小说的神话系统内部潜藏着结构性冲突——三个相对独立、功能各异的超自然场域，皆由那块弃石贯穿而成。

第一个场域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这是无材补天的灵石自怨自艾之处，象征着前情感、前欲望的绝对空寂与匮乏，朱教授将其比附于拉康所谓的“实在界”，亦如老子之“无”与佛家涅槃寂静之境。一切有情皆由此出发，也终将回归于此。

第二个场域是太虚幻境。警幻仙姑常被误读为温柔浪漫的情爱启蒙者，朱教授指出，她实则是冷峻的因果判官——并非爱神，而更接近拉康意义上“大他者”的结构性位置，将情纳入符号秩序，对神瑛侍者加以编码、预演，使其情爱最终导向悲剧宿命。

第三个场域是灵河岸三生石畔的神瑛侍者与绛珠仙子的前缘。朱教授认为，这段罗曼司方是人类男女情爱最原始、最纯粹的原型：直接发生在两个主体之间，先于命名与因果，先于符号秩序，尽管它终究仍要接受下凡历劫、符号化的命运。

三界的叙事功能由此清晰可辨：灵河畔的还泪因缘构成叙事引擎；太虚幻境为故事预设剧本，定下“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定数；青埂峰则完成叙事的环形闭合，“白茫茫大地真干净”是万物归于沉寂的宇宙原色。这恰应验了开篇十六字真言：“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

2. “情”与“空”的对冲反讽结构

在勾勒神话系统之后，朱教授转入对《红楼梦》叙事结构的辨析。他援引叶朗的论断：《红楼梦》实则揭示的是“有情之天下”，曹雪芹以情充实、照亮了空，将情提升为最高范畴。中国古代文学中不乏类似的结构反讽：汉赋“劝百讽一”，《西厢记》《牡丹亭》借功名使私情合法化，《三国》《水浒》借忠义包装权谋暴力，《金瓶梅》以色空观呈现欲望叙事——表层编码（讽谏）仅满足道德约束，深层编码（铺陈）则往往投合读者的越轨期待，二者在时间或功能上彼此割裂。

《红楼梦》的超越之处恰在于此：其双重编码自始至终紧密交织，情与空从未在结构上割裂。一僧一道贯穿全书，屡次降临尘世，点醒槛内人；神话系统既在开篇预演全局，又在落幕时完成收摄。曹雪芹放弃了“发乎情止乎礼义”式的伦理收编，转而并置“色”与“空”这两股相互对峙又相互缠绕的宇宙伟力，赋予两者对等的精神矢量，使读者在繁华与虚无之间难以取舍。

讲座中，朱教授也回应了夏志清以Eros（爱欲）与Agape（圣爱）类比宝玉情感经验的做法，并指出其局限：Eros是由匮乏所驱动的爱，本质是趋近、模仿与占有，意在借此完成自我灵魂的提升；Agape则是无条件的主动施予，如阳光普照一切，是对客体意义的创造而非既有价值的发现。而宝玉之爱，既无Eros式的占有性上升，也不具有Agape式超验的无条件普施，而是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天然共情与悲悯，两个概念皆不足以穷尽其独特内涵。

3.贾宝玉的“情不情”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的核心枢纽，在贾府权力结构中身兼双重角色：既是宗法期待的法定继承人、身处“磁场中心”的局内人，又是与符号秩序格格不入的孤独局外人，这种错位赋予他近乎宿命的先知式敏感。鲁迅曾言：“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探春的关注锚定于家族的世俗治理与兴衰，宝玉则以非功利的本质直观，将具体生命的消逝转化为带有形而上压迫感的悲剧气息。

“情”的观念本身亦有其变迁：《说文解字》释“情”为“人之阴气有欲者”，在儒家正统中具有天然的可疑性；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兴盛，情欲渐被文人正当化，提升为至高的人生价值；清廷却屡次申饬“淫词艳曲”，借《四库全书》将艳情小说列入禁毁书目，促使情欲书写发生范式转型。正是在此历史脉络中，贾宝玉“情不情”所构筑的超越性高度，才获得了真正的历史厚度。

讲座核心随即展开：朱教授援引脂砚斋批注所记曹雪芹原稿“情榜”对二人的评语——“宝玉情不情，黛玉情情”。“情情”是对独有所爱之人的一往情深，具有排他性与专注性；“情不情”则将深情推及无关之人乃至草木无情之物，是普遍性的共情与怜惜。这一动宾结构本身的内在矛盾，构成了整部小说反讽结构的本体论基础。

他随后从三个递进维度展开论证。

第一，“情不情”对立于礼教与功名，是对符号秩序的根本拒绝。宝玉衔玉而生，这份天赋却是原本属于贾珠的继承人剧本因贾珠早逝而中断后，被迫落到他肩上的；他自幼被贾母溺爱、养于内帏，对仕途经济本能厌弃，斥八股取士为“沽名钓誉”，斥汲汲功名者为“国贼禄鬼”。在薛蟠、贾琏等纨绔子弟与贾雨村等清客幕僚之间，宝玉更厌恶后者——前者粗俗却本真，后者儒雅却虚伪，对他而言，即便欲化的情，也胜过名缰利锁。

第二，“情不情”超越“皮肤滥淫”，又以不同于“情情”的方式包容不情之物。警幻仙姑所斥的“皮肤滥淫”，如贾珍、贾赦、贾琏，只求肉体满足；宝玉之“意淫”则不落于肉体层面——他虽曾与袭人初试云雨情，此后竟意外达成“以欲止欲”的效果，终日与女儿们嬉游却再无实质肉体接触。小说中另有龄官画蔷、拒唱《牡丹亭》，司棋与潘又安殉情，尤三姐以死证清白等“情情”式的动人模式，林黛玉是其中最纯粹的化身，一生只为宝玉一人落泪。然而“情情”专情排他、依赖彼此回应，如黛玉葬花，看见的是自己寄人篱下的苦涩自怜；宝玉葬花，出发点却是“好好的花，不可叫人糟蹋了”，是由残花之命运推及天下红颜的不幸，是不求回报的广博包容。宝玉所珍视的是干净、灵动、纯洁、脆弱之物，这正是纯粹的美。

第三，“情不情”在宗教层面呈现为一种未完成的禅宗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则可理解为一种纯粹的美学精神。宝玉深信“不但草木，凡天下之物，皆是有情有理的，也和人一样”，此乃禅宗“无情有性”的核心义理。然而“情不情”虽完成了去对象化的任务——通过瓦解对象区隔，使情转化为普遍性的感应机制——却远未达成去主体化的目标：禅宗反对“情执”，而宝玉的主体性恰恰依赖于情而确立，因而“情不情”只能被理解为走向解脱前的过渡状态。恰恰因为这份“未完成”，它才在文学上拥有了摄人心魄的魅力——失玉之后的《红楼梦》，那个赋予全书灵魂的“情不情”精魂早已随风而去。

4.“情不情”作为中国式纯粹美学及其当代意涵

讲座后半，朱教授将“情不情”置于比较美学的宽阔视野中加以衡量。其经验基础，源于宝玉自幼所处的“无菌”成长环境：与他朝夕相处的大观园女儿们摆脱了沉重的体力劳动，过着马克思所想象的“艺术化的生存”——推杯换盏、吟诗作对、谈玄论道、观鱼扑蝶、品茗赏花，这是“情不情”得以生长的温床。

宝玉所谓“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之所以振聋发聩，是因为周遭男子大多沉溺粗俗感官刺激，或压抑本真之情、奔走于干谒之道，丧失了自我主体性；而“女子无才便是德”将女性排斥在名利场之外，这种被动的边缘化反而使她们得以保存生命的本真，“女孩儿”由此超拔为一种纯粹的审美表征。

朱教授认为，“情不情”理应归入一个尚待命名的“概念星座”：它与日本“物哀”传统（从紫式部到川端康成）、欧洲浪漫主义的诗意余响（诺瓦利斯、华兹华斯）、康德“审美无利害性”的命题，均存在家族相似性，但皆有所不同。与布迪厄的“纯粹美学”相比，差异尤为值得辨析：布迪厄认为“纯粹”在于与社会世界保持疏离的超然，而贾宝玉的“纯粹”，则在于对万物主体性的绝对尊重，是一种无以复加的非功利性与非暴力性，以悲悯为核。

更为关键的是，“情不情”作为中国式的纯粹美学，自始至终浸润着强烈的伦理指向——中国文化高度重视实践理性，其底色始终是深沉的现世关怀。贾宝玉对世间众生、尤其是被欺凌侮辱的女儿们所抱持的深切悲悯，既非“物哀”的幽微叹惋，亦非浪漫主义的感应同调，而是面向弱者、卑微者与被遗弃者的深沉怜爱。

在讲座结语中，朱国华教授申明了“情不情”对于当代的救赎意涵：美在本质上是脆弱的，“情不情”的博爱终究依托于“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物质前提，豪奢难继，终归烟消云散。但在一个许多人已不再相信爱情、甚至不再相信人性存有美好一面的时代，“情不情”恰恰能在物化逻辑的断裂处，愈发坚韧地折射出具有救赎意义的微光，向理想的读者发出召唤。

讲座结束后，与会听众与朱教授就多个议题展开深入讨论。围绕中国语境下“纯粹美学”与道德的关联，朱教授指出其核心在于“不计功利”，并剖析了物质阶级对个体精神自由与审美发展的客观制约。针对现场学生关于《红楼梦》中“空”与“情”的哲学追问，朱教授认为，书中的“空”更像是一种将世俗失败合理化的叙事策略，本质上仍映射出曹雪芹对红尘世界与人间情感的极深执念，而非流于纯粹的出世顿悟。

随后，世界杯投注平台 赵奎英院长对朱国华教授的精彩演讲给予高度评价，赞赏讲座以“情不情”巧妙破题，成功统领了整场讲座的宏大结构，并对朱教授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空间化叙事的分析表示由衷赞同。赵院长还就万物皆有情的哲学内涵以及书中的性别视角进行了延展，指出大观园中“男浊女清”的设定虽极力推崇女性，但本质上仍属于男性视角的关照与投射，为本次学术盛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本次讲座中，朱国华教授以《红楼梦》中贾宝玉“情不情”的反讽结构为核心问题，从神话系统的场域重勘、叙事结构的双重编码、比较美学的概念辨析，到精神世界的伦理救赎等多个维度展开深入探讨，并落脚于中国式纯粹美学的独特构建与当代意涵。讲座深入浅出，不仅呈现了红学阐释与现代美学理论交融的脉络，也通过将小说文本与西方精神分析、批判理论及日本物哀传统相互参照，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跨文化视角，整场讨论氛围热烈，深化了师生对《红楼梦》深层文本逻辑与前沿美学理论的理解。